盟军试图让德国民主派人士建立联邦制，并采用司法审查体制。
南非宪法法院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定死刑违宪的案件中，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在有些学者看来，宪法全球化反映的是全球新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偏好。
1985年，大多数成员国以及一些非成员国缔结《申根协议》（Schengen Agreement），互相开放边界。求同存异是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该原则的讨论参见George Bermann et al, Cases and Materials on European Community Law 166-203（1993）.[66] Miguel Maduro, We the Court: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nstitution: A Critical Reading Of Article 30 of the EC Treaty, Oxford: Evanston,111., USA: Hart Pub.，1998.[67]Deborah Z. Cass,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12 Eur. J. Int'1 L.39，49-52（2001）.[68]David Schneiderman,Constitution or Model Treaty? Struggling over the Interpretive Authority of NAFTA, in The Mig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Ideas, Sujit Choudry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p.294; Lori M. Wallach, Accountable .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WTO, NAFT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of Standard,50 U. Kan. L. Rev.823（2002）.[69]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Nov.5,1950,213 U. N. T. S 222.[70] Slanghter, A New World Order, supra note 1, p.80.[71] S. v Makwanyane 1995（3） SA 391（CC）（S. Afr.）.[72]Ncube v. State,2 s. Afr. L. Rep.702（1988）（Zim b.）.[73]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supra note 1. pp.80-81.[74]The Fundamental Law of Hungary,2011,§ Art. Q.[75]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1996§ Art.39（1）.[76] Human Rights Act,1998, c.42§2（1）（U. K.）.[77] G?rgülü v. Germany,111 BVerfGE 307（2004）（F. R. G.）.[78]See, e. g., Hill v. Church of Scientology,[1995]2 S. C. R.1130, paras.122-141（Can...）; R. v. Keegstra,[1990]3 S. C. R.697,738,743（Can.） R. v. Morgentaler,[1988]1 S. C. R.30,52-53（Can.）.[79]See, e. g., Bijoe Emmanuel v. State of Kerala,（1986）3 S. C. R.518（India）; Satpathy v. Dani, A. I. R.1978 S. C.1025,1036-38（India）; State of Uttar Pradesh v. Pradip Tandon, A. I. R.1975 S. C.563（India）; Rustom Cavasjee Cooper v. Union of India,（1970）3 S. C. R.530，592（India）.[80] Paul Kah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 a New Key,10 Mich. L. Rev.2677-2705（2003）.[81] S. v Makwanyane 1995（3） SA 391（CC）（S. Afr.）.[82]刘晗：《宪法全球化中的逆流》，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2期。大量的比较宪法学的专著和文集随后出版面世。比如上文提到的斐济和巴基斯坦的案例。
[133]一方面，司法审查中的跨国法律援引的兴起。[132]自上而下的趋势有以下因素。因在相对温和的执法过程中感受到尊重和关怀，相对人可以更好地理解执法、重视规则、抵触违法。
这就需要教育与处罚相配合，如在行政机关依法裁量可以处罚，亦可以不处罚并施以行政教育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综合考量案件事实后，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3款规定以教育措施中止处罚程序，此时教育即发挥处罚前置程序的作用。建议在第16条增设第2款或增设1条：法律、法规对行政教育的设定种类限于第7条第2款(或第8条)第(一)、(二)两项。正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57、158、172等规定，不处罚、不执行处罚不代表没有社会危害性，责令类行为旨在从实质层面以柔性措施完成其规制、纠正、预防行政违法的法定职责。据《行政处罚法》第57条等规定，在处罚+教育不予处罚+教育情况下，机关或当事人选择教育后，相对人亦可决定不予履行。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9页。其三，不罚不教有违法定职责。
区别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以物理强力为保障的执法手段，行政教育所体现出的柔性即非强制性，是现代行政执法的趋势。由该原则衍生出的教育优先、寓教于罚、以教代罚等子原则构成了行政处罚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不教而罚有违程序正当，罚而不教有违目的正当，不罚不教有违履职正当。建议在第4条增设第2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教育的，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实施，相对人明确拒绝的除外。
例如，在某案件中，司法裁判明确行政机关履行责令职责时，不应仅限于作出并送达责令通知，还应限定合理期限并应跟进责令通知的执行情况，否则履职行为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责令程度，缺乏约束力和执行力。2021年《行政处罚法》第6条在保留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同时，第33条第3款新增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其一，教育乃处罚之目的。一方面，教育与处罚皆为实现法律评价与纠正的基础功能。
另一方面，教育的柔性规制促成了相对人的主观接受。教育措施针对违法成本问题，将处理方式聚焦相对人更重视的时间、精力、外部评价等方面，克服了以罚款数额、拘留时长震慑违法的路径局限。
尽管《行政处罚法》对教育措施、教育与处罚配合适用等程序规定尚需完善，但教育措施的设置为处罚等执法程序提供了全新选择，教育处罚的协调配合为执法过程配备了更为精细、审慎的程序方案，体现出行政程序法治的应有之义。具体包括：其一，行政自纠。
行政行为因确定力和信赖利益不得随意变更，但随着社会发展，行政自纠出现覆盖一切瑕疵行为的趋势，即程序违法、不合目的或比例原则、不正确(不合理)等。以《行政处罚法》为参照，应对教育措施作种类示范、设定权限、配合实施等三类设置。2021年《行政处罚法》第2条首次以制裁性明确行政处罚定义，④而行政教育不涉及相对人的权利减损或义务增加，不会造成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其意旨不同于处罚的负面效果。体验教育旨在倡导相对人参与行政执法过程并承担力所能及的辅助事项，以感受良好秩序的价值与成本，实现反省与犯意规避。然而，为罚而罚的理念有违于行政权积极实现社会繁荣、促进相对人发展进步的初衷，以制裁为导向的处罚不能全面实现预期效果。行政事项激增成为制度发展面临的时代特色，除效率行政外，消解庞大矛盾基数产生的社会主体间、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间的冲突对立，促进相对人的进步亦成为新时代行政执法的目标。
处罚效用主要基于惩戒性，严厉执法往往会使相对人主观抵触，纠正效果一般，即惩罚一直无法实现，会不断削弱其效果⑩。为规范行政教育措施，充分发挥其本体性、程序性、目的性价值，有必要在行政处罚制度中进一步明确其理论定位和制度定位，完善其规范建构。
一方面，作为对违法的矫正与预防，教育的适用应拓展至必要的范围。因所涉利益或负担并不似处罚等传统手段那样直接显著，避免双方因执法分歧产生激烈冲突，既为行政目标的完成提供了选择，也实现了对双方的隐形保护。
矫正教育的非强制性、非制裁性避免了以往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的合法性、合理性争议，在适用上属于强度最高的教育种类，对应违法情形相对严重、训诫和体验教育效果有限、尚可不予处罚或不适宜仅施以处罚的违法行为。其蕴含的以人为本改恶从善观念更是对人主体地位的尊重与强调，适应传统的社会认知与价值观念：更具温度的执法模式的积极效果不局限于个案结果的接受，其为相对人发展考虑的角度使执法获得更多理解与信服。
另一方面，作为柔性互动的执法模式，教育包含交互沟通的过程，相对人有权拒绝和异议(即复核)。(二)行政教育的程序性价值作为制度化措施，教育应发挥程序性功能，填补处罚规制的空白，承担以往执法中单一处罚的功能缺陷，完善行政处罚的程序理性。处罚与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以相对人本位展开的，适用教育而非简单粗暴的处罚，是为从本质上实现相对人对违法行为的悔悟认知与再犯抵制，更加注重通过执法促使相对人修正其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帮助其更好地理解社会规则、践行良善、提升自我，成为更高素质的社会人。教育行为的决定出于相对人的自愿，所谓自愿，是基于相对人自由意志之下的决定。
纠错行政行为即行政撤销行为，是行政主体主动撤销或变更所做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可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款第(一)项，第70、74、75、77条，以及第76条等提起行政诉讼并请求法院裁撤重做、确认违法或无效、判决变更、责令补救或赔偿。
其顺承刚性行政与柔性治理之并济，通过处罚教育的平衡实现法律价值与人文关怀之统一，在本体性、程序性、目的性维度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严重侵犯合法权益的状况，相对人可拒绝教育，其后果往往指向处罚，此时，维权可通过处罚的司法救济实现，若不足以适用教育，其处罚自然不当。
内容提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乃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其二，比例原则的规制。
另一方面，教育体现促进人发展的核心价值。教育既是处罚的前置性原则，也是其应然性目的和替代性措施：在原则层面，教育是前置性的，不教而罚有程序违法之虞。例如，通过训诫对非自然人轻微违法规范，基于信息社会的市场环境，该负面评价足以对企业形成震慑、纠正效果。鉴于违法情形错综复杂，对于违法程度轻微、违法出于需纠正的主观过错等情形施以针对性的教育合理且必要，而对前者中未达到警告以上制裁的轻微情况径行处罚则难以适应过罚相适应等合理行政原则之要求。
消解对立的途径在于尊重与关怀，在微观过程中，教育措施使相对人消除因违法导致的伦理弱势、被动受罚的身份认知，并积极表达想法，体验在执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实现个人素质的提升，此即对个人法律主体地位的强调。除参照第7条将设定权授予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外，还需明确行政教育当前仅具备言辞类和建议活动类两种，避免滥用教育创设权而导致公民合法权利的减损。
这在交通治理领域最为常见，如广东省梅州市临时交通协管员试验中，初次被查处驾乘摩托车、电动车轻微违法的，现场充当文明交通劝导员，可免予罚款。如上所述，非制裁性的教育措施亦可能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对相对人权利造成实质影响，故事实行为不应存在过高的恣意裁量风险。
故案件调查完毕后，行政机关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2、33、57条等规定，存在应处罚可处罚(即可不处罚)不应处罚等决定，可配合作出处罚+教育处罚不予处罚+教育不予处罚等四类处理。(一)行政教育措施的规范化随着更多类型教育措施的创设与施用，行政教育制度的规范构造愈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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